新的历史诞生了新的普世价值。

为应对这一巨大压力，中国已确定通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等做法进行充实，但此举也会降低国有企业等主体的投资扩张步伐和动能，进而使得中国经济成长步伐存在放缓的可能。就今年前三季度来说，国内生成总值（GDP）增长中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达55.8%，而资本形成来源于投资，今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规模占到投资总额近三分之一，其投资增速亦维持在17.6%的不低水平。

所幸的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基金权益投资，2012年收益额647亿元，投资收益率7%。如果按其中国有资本享有收益30%比例上缴将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路透北京11月29日 -中国社会保险基金最新公布的结余数据尚算可观，但中国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也使我们无法忽视未来社保基金缺口面临的潜在压力。当然，中国央企2012年1.3万亿元的总利润不到当年总投资额百分三之四，对投资总规模影响有限。反过来动态看，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企业投资扩张意愿下滑，也会影响中国应对人口日益老龄化面对的养老基金缺口的巨大压力。

不过，它对投资的边际扩张非常重要，因其在资本运用角度享有较高杠杆率，可成为支付对外融资的利息保障。总所周知，投资对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青年报 进入 常修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面改革 。

在我看来，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大陆部分）已经历了两波历史大转型：第一次是以1949年为标志的社会制度转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对市场经济有所反思，这是应该的，但也同时出现了一股批判和否定现代市场经济的思潮，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问题的根源。第二次是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经济体制转型（这场转型还没有完成）。很明显，中国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潮流。

第三，鉴于当代不少国家都存在腐败问题，因此反腐败机制应单独列出。问：怎么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答：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可见，无论欧美还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各国民众表达形式不尽相同，但民众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是本质的、共同的。在企业和劳工(或者说资方和劳方)面前，政府站在哪边？我的意见是，政府应该处在一个超然的位置，做好公共服务。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它与过去那种以武装斗争、暴力革命为主要特征的革命有原则区别。第三，要把《决定》第一条讲的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与第二条讲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理解。

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大踏步赶上这个时代潮流了？那我们就要研究新的时代潮流是什么？ 在我看来，当今有三大时代潮流比较明显： 第一，经济上的潮流是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同时在未来政府治理中，我觉得，各级政府的角色可能也要有所变化，比如说是否会变成中立型政府：我在新近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提出，包容国有与民营、包容不同社会阶层。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改革的领域已不仅是经济体制，而且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问：如何理解建立服务型政府？ 答：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就要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这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角度来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主张换资源配置的主体。2009年我曾提出过第三波转型理论观点。

当时不少人对市场配置资源往用这个层次上理解，我认为那不够，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在用的层次，而是在体的层次。问：如何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这一提法？ 常修泽答（下同）：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是一场革命，这个判断相当精深。

第四，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这一提法，与邓小平的第二次革命的提法，是一脉相承的。随着大国之间关系的包容互鉴，多元文明之间的交融或兼容势在必行。从制度角度着眼可以把权力关到笼子里。今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提出包容互鉴，这是一种新的认识。到底有多少次,现在很难说，用新的一词带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蕴涵。第二，政治社会领域的潮流是公平正义。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强调制度的作用。当尝到权力滋味后怎么办？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提到我们日程上来了。

这就是说，中国下一步是要推进五环改革（参见拙著《人本体制论》）或说全面改革。此前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是邓小平同志作出的，他在1980年代有一句话：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但这里用新的而没有出现第×次的提法，我认为是为未来改革预留了足够的历史空间，因为改革无止境。《决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就涉及重大的制度创新问题。

寻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天性，不仅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同样如此。全面改革同样也不是枝枝节节的修补和改良。1940年代抗战时期，美国一个记者团到访延安，看到延安非常廉洁，对此大加赞赏。根据我个人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解,应包括以下几项制度——第一，国家权力的运行、配置、约束和监督机制，这是重要机制。

她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命题。五个环都有一个轴心，经济改革的中心是市场经济，政治改革的中心是民主政治，社会改革的中心是和谐社会，文化改革的中心是先进文化，生态资源体制改革的中心是生态文明。

我这个思路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相应的哲学范畴——体和用得到启发的。要把握革命与完善的统一，以求得最大政治公约数。

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就意味着政府的职能要转到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来。第三波转型新在哪里？它不仅仅是经济转型，而且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在内的五环式的全方位转型。

我认为，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将进入第三波历史大转型阶段。中共十六大报告的提法，政府的职能是四条，而且顺序是有讲究的，第一是经济调节，第二是市场监管，第三是社会管理，第四是公共服务。第三，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包容互鉴潮流。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四点： 第一，首先要明确，这里讲的是新的革命，而不是老的革命。

服务型政府的对立面就是管制型政府或者叫干预型政府。问：怎么理解《决定》将改革开放看作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答：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这5个关键词，20个字，是未来全面改革每个领域核心的目标，每个改革都要奔着目标走，围绕轴心转。除此之外，还有社会治理机制（包括《决定》提出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等。

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还只在倡导阶段，而且真正实现起来难度非常之大(例如，从近日的西太平洋风云就能看出这一点)，但是人类文明的包容性发展作为一股历史潮流，是阻挡不住的。20多年前，那时我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曾于1994年完成并出版一著作，题为《中国：换体的革命》。